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现实性与超越性

作者简介

王虎学，哲学博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出版个人专著《人的社会与社会的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变革与现代视域》《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等4部；个人译著《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等3部；合著10多部；已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核心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中央党校科研项目4项，参与多项课题研究。中央党校“人才强校”基金、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得者。主讲课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人的解放》曾荣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精品课”。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引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指出，随着“真正的分工”即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的出现，“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分别“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的现象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客观地讲，“真正的分工”出现以后，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意识”不仅被发现而且获得了“相对独立性”的发展，这意味着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精神生产的独立发展，人类文明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此时还没有把“意识”提升至构成“原初”历史关系的基本因素之列，却也未曾将“意识”看作纯粹的经济的附属物，而是将“意识的发现”以及随之而出现的“自由的精神生产”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门槛的重要标志。

一

诚然，在人的“意识”中并通过人的“意识”完成的精神生产以及在人的头脑中发生的思想过程，总的来说都是由现有的物质生产的条件和进程所决定的，因而“意识”必然受制于物质生产条件，且应当随着物质生产的节奏而律动，然而，在分工的条件下，“意识”不仅从生产中分离出来而且成为了一种“新的独立的力量”，而且，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实际上，但凡是存在社会分工的地方，其中每一项劳动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恩格斯在论及劳动分工问题时，为了进一步阐明单独的劳动过程因分工而获得“独立”的意义所在，他曾以产品贸易与生产的关系为例分析指出，当产品贸易在生产之外获得“独立”、成为一个“新因素”的时候，产品贸易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而且“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

同样，当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离之后，“意识”就作为生产中的“新因素”开始循着自己的本性、依照自身的逻辑和方向对生产起“反作用”了。可以说，意识的“独立”是一个与生产不断抗争并试图摆脱生产“纠缠”的过程，也是一个“反作用”与“决定作用”不断较量的过程。实际上，意识一旦获得“独立”，它便不再满足于“相对独立性”，而是旨在“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直到成为“自由的精神生产”为止，这是意识的“本性”使然。意识的这一“本性”决定了它绝不会甘心去做生产的“奴仆”，仅仅尾随在生产之后，任由生产“呼来唤去”、“指手画脚”。事实上，意识并不完全依附于生产，亦步亦趋，特别是在分工的条件下，意识完全有可能挣脱一切外在的物质束缚，从意识形态的阴影中走出来，进而表现为与意识形态截然有别的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认识到意识的自由本性及其相对于生产、生活的前瞻性、超越性，也就为正确理解和定位“自由的精神生产”提供了思想依据。

人生在世，一刻也离不开生产。生产一般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人们不仅从事物质生产进而再生产出自己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会在精神生产中再生产出自己的精神生活即各种思想观念。在这里，我们所要着重论述的是精神生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精神生产既是人的“全面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世界的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精神生产本身也是有层次之分的，一般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基于现实的生产过程的“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一个是基于真正的分工而出现的“有意识的精神生产”。前一个层次表现为：人们这样做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人们做的是自己没有想到的，这时候，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摆脱物质的纠缠，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还直接交织在一起；后一个层次则表现为：人们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做自己所想的，想自己所做的，这时候，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走向分离，因而一种“纯粹的精神生产”、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出现才有了物质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如此看来，在《形态》的写作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将意识、精神这些因素从历史中剥离出来了，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却并没有赋予“意识”、“精神生产”更多的自由意蕴和言说空间，当然，他们也没有将“意识”、“精神生产”提升为历史的“第五个因素”，而总是将它们还原到“物质”、“物质生产”的现实地基上去！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如此钟情于“物质”、“物质生产”呢？问题的合理解答必须回到问题得以提出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去！众所周知，在合作完成《形态》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彻底“清算从前的一切信仰”，进而阐明“新的历史观”。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觉承担起的主要理论任务就是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通过解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而翻转西方历史上长期占居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观念”或“柏拉图主义”传统，可以说，正是这一理论任务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意识”、“精神”的批判态度和对历史的“唯物主义”倾向。具体而言，在“意识”、“精神”与“物质”、“生活”被二分的情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站在“物质”、“生活”一边；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他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见解，必定首先突出其与虚假的社会意识完全不同的面相即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也必定猛烈批判作为唯心史观具体表现的、被高度抽象化同时也被极度膨胀了的“意识”和“语言”。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他们的思想着力点都决定了，他们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认识到“意识”、“精神”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巨大作用，因而很难给予它们以应有的重视和地位。后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意识”、“精神生产”的复杂性及其在人类文明延展中的重要性，可以说，这时他们的认识也越来越具有全面性和辩证性了：他们既肯定了从统治阶级中转变过来的思想家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也高度评价了康德、黑格尔一类构造“纯粹”理论的哲学家的巨大思想成就；更为重要的，他们不仅明确地反对把意识解释为经济的纯粹附属物，而且注意了区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关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马克思的言说语境，阐明这一区分的“理解的基础”吧！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因而对于物质生产本身，必须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出发来考察，才能够真正理解与之相应的精神生产。相反，如果只是一般性地或者抽象地谈论物质生产，而不是从一定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出发来考察物质生产，就必然停留在关于文明的庸俗的见解和幻想中，而无法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话和空谈。事实上，只有从一定的历史形式出发，我们才会清楚地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有别于前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因而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与前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也是截然不同的。为了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理解的基础”的重要性，马克思以施托尔希为个案批判性地分析指出：“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显然，只有在这种基础上，马克思才能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间作出区分，而这一适当而合理的区分无疑成为了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越来越全面、深入的显著标志。在马克思论述的基础上，悉尼·胡克进一步引申出了“信仰的真理”与“政治的目的”之间的区分。诚然，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正如胡克所言：“信奉一种学说的那些人，他们自己就能把他们信仰中的真理，同仅仅有助于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里，如果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灌输是蓄意的、有着一定政治目的的，那么，对真理的信仰又何尝不是在持守或追求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呢！

毋庸置疑，“自由的精神生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传承中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实际上，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离之日起，伴随着一定的历史形式下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精神生产的发展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越来越成为一个日趋庞大而独立的社会分工部门，与此同时，人类文明的诸多样式，如科学、文化、艺术、哲学、道德、宗教等等也就随之发展、繁荣起来，并日益分化为各个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就像哲学家生产思想观念，诗人生产诗歌，牧师生产道德说教，教授生产讲课提纲等一样，“犯罪生产罪行”，因此，如果我们把罪犯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事实上，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每一个独立开来的精神生产部门都具有“生产性”，尽管它们是以不一样的方式却都是在进行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

二

从马克思关于艺术、哲学、宗教等人类文明样式及其发展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并深刻地理解“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独立性与超越性。 

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它的出现无疑是分工的结果，而且是大分工的产物。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在谈到艺术的相对独立性时，马克思曾指出这样一种现象，即艺术水准的高低并不完全是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成正比的。比如说，古代的经济远很显然远不及现代的经济那样发达，但是古代的艺术，特别是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不仅并不逊色于现代的艺术，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不可超越的艺术典范。因此，马克思写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艺术作为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之于社会生成状况所具有的高度的独立性、自主性。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像经济如此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现象。如此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超越经济落后时期的许多艺术门类所及的高度。

在这里，为了更好地阐明和理解艺术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独立性”及其超越性，马克思所感叹和礼赞的希腊艺术和史诗无疑是最好的例子。在谈到希腊艺术和现代社会的关系时，马克思写道：“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不是别的，正是希腊人“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在这里，希腊艺术得以产生的“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发达”的现代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不难理解，希腊艺术却是与其得以产生的这一特定社会发展形式是分不开的。很显然，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里，马克思基于文化、艺术与社会经济既有联系而又不完全为其所规制、拘束的矛盾关系，发出了希腊艺术和史诗直到现“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感慨。困难的是，希腊艺术和史诗何以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可超越的永恒魅力和“范本”意义呢？事实上，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难题”引起了诸多思想家的兴趣和关注。为了解答这一“难题”，我们先来听听胡克与科西克是怎么说的。胡克接着马克思的话分析指出：“一个历史时期内的艺术或文化，虽然反应一定的社会发展形式，但却能远远地超越它所借以产生的直接的历史环境，在美感上吸引人。……人类的经验却是具有足够的连续性的，这就使我们能够把过去的艺术成就的意义，翻译成某种现在的心情、情绪和信仰。……使过去的文化活动产生现实的意义。”可见，尽管某种艺术形式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无可挽回地消逝了，但是人类经验的连续性、人类天性的相通性却使得艺术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而且无可挽回地消逝的历史条件赋予并强化了这种艺术的永恒魅力，成就了这种艺术的典范意义。科西克则认为，在这里，马克思关于希腊艺术和史诗的著名论述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提出艺术的“典范性”这一特殊问题，在科西克看来，“一件艺术作品为什么能和怎样能比产生它的那个环境有更持久的生命？为什么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没有与他在其中发展的那个社会一起死亡，它在什么中间存活至今？黑格尔哲学为什么能比它曾为之构造意识形态的那个阶级长寿得多，它在哪里保持它的生命？这里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一般问题”，换言之，马克思并不是想专门研究古希腊艺术和史诗，而是以此为例进而向我们阐发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将我们引向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即“永久性和暂时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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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让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品读一下马克思耐人寻味的回答吧！他说：“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在这段话中，尽管人们仿佛还能听到19世纪德国美学理论、特别是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的强烈的陪音，尽管它对希腊艺术的描述可能会在现代读者中间营造一种喜剧效果，但是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作为人类文明样式的艺术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与超越性。

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精神生产部门，同样具有“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特质，即相对于经济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超越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在这里，恩格斯关于“第一小提琴”的比附十分生动形象地道明了哲学具有相对于经济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实际上，随着真正的分工的出现，哲学的发展完全有可能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将沿着自身的轨迹、循着自身的规律而自由运动，进而跻身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列。诚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哲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步调可能并不一致，二者之间并不成正比关系，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完全有可能在哲学领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和时代变迁的先锋，引领社会思想潮流，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哲学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就完全是反比关系，或者说没有丝毫关系。总的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言：“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可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尽管作为“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的哲学，貌似离经济领域很远，但也终究无法逃脱经济束缚的“魔咒”。

宗教，较之于艺术、哲学，仿佛远离尘世，离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的一个纯粹的“自由的精神生产”领域。当然，宗教的出现与发展本身也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胡克的分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四条中，通过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进行批判进而认为，“每当社会达到劳动分工的某个阶段时，宗教就作为一套学说和实践产生出来，他力图把宗教的特征放到它所履行的社会功能之中。”诚然，宗教一经产生就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而且，历史地看，宗教领域的每一次变革看似都是纯粹思想领域的斗争，但实际上正如胡克所言，宗教领域都履行着自己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宗教领域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烙印”。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三

我们看到，艺术、哲学、宗教等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样式，理应归属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列，但须知，这里的“自由”并非“绝对自由”、“无限自由”，而是一种“相对自由”、“有限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精神生产”实质上也是一种有限度的、相对自由的精神生产。因此，当我们已经看到并特别强调“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超越性一面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其现实的物质依赖性的一面，当然，这只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的。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精神生产是以物质生产为界限的，思想的“中轴线”是以经济的“中轴线”为基础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的还要错综复杂得多。恩格斯这样写道：“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很显然，这里的两条“轴线”之间呈现为这样一种矛盾关系：既“接近”又“平行”，既然“接近”就可能合一，既然“平行”就不可能合一，而是永远为二。这一矛盾关系表明：经济领域与思想领域之间永远保持着一种“决定”与“反作用”的紧张关系和一种“接近”又“平行”的内在张力。

思想领域表现得越是“独立”，就越是“受制于”经济领域。实际上，对于像艺术、哲学、宗教这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即更加远离经济领域、远离经济“中轴线”的思想领域而言，“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可见，经济领域与思想或意识领域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的原因与结果，也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而是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之后，恩格斯通过举例进一步来说明经济领域与思想领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说，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作为18世纪意义上的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也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阶级妥协的产儿，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都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

犹如高飞的风筝，线永远攥在人的手中一样，人类文明的一切样式包括艺术、哲学、宗教等等作为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它们虽然都是“自由的精神生产”的不同表现形式，却都有着同样的时代根源，它们虽然看似超越了时空，却无不扎根于生活和时代的深处。正如黑格尔所言：政治历史、国家的法制、艺术、宗教和哲学，全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也就是说，这些看似远离经济领域、自由遨游于想象力之上的精神领域，却无不处在一定的时空之内，随着物质生产的秩序而律动。正如胡克指出的那样，“精神的独立自主的创造，人们往往认为业已超越了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想象力的飞翔——艺术、宗教和哲学，除了有它们自己的体系之外，也都是服从于由外面加诸于它们的秩序的。一旦它们诞生以后，它们往往表现出相对独立的发展，但是，它们却并不能诞生于任何时候，也不能诞生在任何地方。”当然，其它各自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像政治、法等一旦诞生，也都会获得“相对独立性”，进而“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但是，正如恩格斯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因此，在这里，必须清楚这样一个道理：说经济或经济关系在全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绝不意味着要否定精神生产领域的反作用，也绝不是要主张“经济决定论”。如所周知，恩格斯晚年也曾多次秉笔直书捍卫“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反对将其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并在强调“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基础上，积极指认各个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文章 /《哲学动态》2014年第6期

图文 / 思想先声编辑部

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

（韩庆祥领衔的研究团队）